导读：唯有敢于坚持SA方向，勇于探索真5G业务模式的通信运营商，才能在中国5G商用的进程中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唯有敢于坚持SA方向，勇于探索真5G业务模式的通信运营商，才能在中国5G商用的进程中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在中国5G商用的进程中提升和发挥其产业影响力，从而最终成为5G及后续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产业领袖！
图片来自“东方IC”
【编者按】在5G热潮之下，也许我们都忽略了5G的真正价值。“加快5G商用”不是目的，然而，在速度的比拼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厂商都纷纷倒向了NSA这一难以发挥5G真正价值的组网方式，这背后也许不是技术成熟度的问题这么简单，反而是更多的利益纠葛。当下，也许我们应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5G的推进方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日在白宫发表了有关美国5G部署战略的讲话，不仅为 5G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竞争又添了一把柴，还在中国通信业的舆论场里又掀起了一阵波澜。
中国在5G竞争上是不是掉队了？中国5G按原计划2020年才商用是不是就追不上美国了？此前被韩国和美国运营商在4月初抢跑全球5G商用首发所激发的焦虑再度卷土重来。
对于中国5G产业的发展，政府层面的定位其实一直非常明确。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制造强国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从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角度出发，“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
因此，5G在中国所承担的使命是作为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赋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通过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为垂直行业奠定通信基础，促进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成熟。简而言之，按照中国移动总裁李跃所提炼的，4G改变了生活，5G就是来改变社会的。
从改变社会的角度来看，5G的三大业务场景中eMBB（增强移动宽带）只是现有4G在速率上的升级，面向的还是现有用户体验的提升，而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和uRLLC（高可靠低时延通信）才是5G技术与垂直行业应用相结合，将连接从人扩展到万物互联，赋能产业升级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新价值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因此，基于3GPP技术标准的路标和5G产业定位，我国的三大通信运营商较为一致地将5G商用时间表放在2020年。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冷静而理性且稳妥的时间表，虽然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5G标准（R15）在2018年6月实现冻结，但完全支持mMTC和uRLLC场景的R16标准按计划要到2020年3月才能完成 。
基于R15标准，产业链上的芯片厂商在2018年底推出了首款5G芯片，但仅能面向“早期应用”做外场测试和验证，所以虽然韩国和美国运营商非常激进地在今年4月份宣布5G商用，但仅能支持eMBB应用，并且还处于终端都各只有一款且性能尚不稳定的尴尬阶段。
对于中国运营商而言，虽然当年我国的4G商用时间比美国和韩国晚了2年多，但三大运营商充分利用成熟产业链的后发优势，很快就在建网规模和商用成果上超越美韩，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并成为全球最大的4G用户市场。因此，面对当前的5G全球竞争，我国的通信行业还是要有信心和定力，基于既定的5G产业定位踏踏实实地做好相应网络测试和应用验证等准备工作，按照既定规划推进5G商用进程，而不需在商用首发时间上与人较长短。
5G竞赛衡量成败的标准，关键在于推动行业应用创新所实现的社会经济价值。我国通信行业所谈及的“3G追赶，4G同行，5G引领”的目标也指的是在通信技术产业化所创造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上实现引领，因此5G的全球竞争将是时间周期长、产业范围广的深度竞争，而不是一蹴而就在一时一地就能见输赢的比赛，我国5G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对此应当有清晰地认知并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
特别是处于5G产业链前端主导位置的通信运营商，承担着以网络先行带动产业发展的历史重任，在5G建网之初就应当按照以始为终的原则选定技术路径，坚定5G赋能垂直行业应用的方向，踏踏实实地推进我国5G商用进程，避免犯贪功求快的错误。
推进5G商用进程首先要解决5G网络部署选择NSA（非独立组网）还是SA（独立组网）的技术路径问题。针对5G网络的建设和部署架构，3GPP定义了非独立组网（NSA）和独立组网（SA）两种标准选项。这两种5G标准的优劣比较，通信业界有过充分的讨论和清晰的结论，概括起来如下表所述：
通信业的资深专家李进良教授总结的观点是：NSA并不是真正的5G，SA才是“真5G”。NSA优势主要在于产业进展略快，而劣势在于不支持uRLLC、mMTC场景，而这也正是NSA模式的最大缺陷。
因此，中国的5G商用要实现赋能垂直行业应用，助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使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唯有支持uRLLC和mMTC等5G应用场景的SA架构才可以承担。
最初，选择SA标准部署5G网络曾是中国通信业界，特别是通信运营商的普遍共识。在5G SA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移动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不仅主导了5G第一个版本网络总体架构标准的制定，还连续在2018年2月份和6月份联合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英特尔等全球合作伙伴先后发起了“5G SA突破行动”和“5G SA启航行动”，来推动SA标准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也在2018年6月份发布《中国电信5G技术白皮书 》，正式宣布“考虑到网络演进、现网改造、业务能力和终端性能等因素，优先选择独立组网SA方案”。
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宇红在2018年6月份3GPP正式批准SA标准后接受采访时还透露，在标准的制定讨论期间中，不少外国的运营商选择了非独立组网（NSA）的架构，但中国移动坚持独立组网（SA）版本，就是因为“我们认为NSA不是一个完整的核心网，用的是4G的核心网做改造。5G要想带来全新的功能，不仅仅是空口速率的提升等，还有带来更多的很重要的能力，像切片、边缘计算都需要SA来实现，所以我们在SA方面投入非常大，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产业，及时把SA标准做完。”
话犹在耳，这一业界共识却在今年2月份突然被打破。在巴塞罗那举办的GTI 2019国际产业峰会上，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国移动要在2019年启动NSA“规模部署”。虽然李正茂在表述中也强调中国移动会“同时加速推进SA端到端产业成熟”，但作为5G SA系统架构重要贡献者的中国移动突然变向，舍SA而取NSA做5G“规模部署”的决定仍然在业界引起了震动。
虽然中国移动给出的官方理由是SA发展面临着产业链不成熟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但SA标准冻结时间比NSA晚，支持SA的芯片和终端面市要比NSA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且在韩国和美国等运营商已经率先在NSA上抢到试商用和商用先发宣传的背景下，中国通信业界普遍希望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能够作为先进运营商的代表全力推动SA产业链以尽快实现SA网络在中国市场全球首发并大规模部署，从而彰显中国通信行业的5G产业影响力。但中国移动却在国际展会场合上突然转向在2019年启动NSA的“规模部署”，确实出人意料并有负业界重望！
而且随着中国移动的转向，迫于市场宣传上“你有我也要有”的5G竞争的压力，中国电信也被迫跟随，在3月份的财报发布会上宣布将5G策略由原来的“优先选择独立组网SA方案”调整为“同步推进NSA和SA发展”扩大试验规模。再加上中国联通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实力早早选择了初期投入较低的NSA，中国三大运营商竟然齐刷刷地转向了NSA，在全球范围的5G竞争上由SA争先策略变成了NSA跟随，步了韩国和美国的后尘。
中国移动突然转向规模部署NSA的背后原因虽不为外界所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移动突然决定在2019年规模部署NSA之前，在中国的通信业界，先于中国移动更早做出5G策略调整的是在通信设备领域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华为。
在中国4G市场一骑绝尘的华为，对5G全球市场有着更大的“野心”，很早就开始投入重金到5G研发上，并希望借助通信网络升级换代到5G的有利机会将其在本土市场的份额优势扩大到全球范围。因此，在3GPP确立5G标准后的很短时间内，华为就领先其他对手于2018年9月推出基于NSA非独立组网的全套5G商用网络解决方案来支持海外运营商尽快建设5G 网络。
在国内，华为则紧跟工信部部署和三大运营商的SA步伐，在SA标准冻结后三个月内迅速完成新产品开发、端到端环境部署和功能测试，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针对SA进行的5G无线侧系统功能验证，并于2019年3月推出基于独立组网（SA）的5G商用系统。
按照华为公司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的说法，华为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成熟的商用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以针对NSA和SA产业节奏不同，根据运营商的实际建网策略，灵活选择组网架构。
因此，华为最初的5G策略就是，在选择NSA架构率先启动5G网络建设的海外市场，凭借NSA产品的先发优势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寻求5G投资的尽快变现；在选择SA架构的国内市场，则利用SA可以打破原有4G供应商格局的机会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在5G上取得对主要竞争对手中兴的绝对份额优势。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华为进入本国5G市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纷纷响应之后，华为在海外5G市场的攻势受阻，包括其在4G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欧洲市场也在美国施压之下开始对华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安全审查，这直接延缓了对华为5G甚至4G设备的采购进度，导致华为原计划在NSA先发的海外5G市场寻求投资尽快变现的策略遭受打击，直接的后果就是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在2018年的销售收入首次出现了-1.3%的负增长。
同时，受此影响华为在2018年的存货同比上升了31%，达到了945亿人民币，具体来看其产成品的库存竟然同比增加了55%，很明显地出现了产品滞销。
更为严重的是，受到存货增加和5G 研发持续加大投入的影响，华为在2018年实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比下降了22.5%，减少217亿人民币。
因此，对于华为的运营商业务而言，为了摆脱海外市场销售放缓对公司造成的不利经营影响，返回身来驱动国内市场加快5G建网进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在国内运营商既选的SA架构下，由于标准出台较晚，产品方案还处于测试验证阶段，且相关产业链还在爬坡过程之中，真正实现规模部署和商用至少需要等到2020年。
然而对于急需消减库存、改善现金流和加快5G投资变现的华为而言，哪怕半年时间的等待都显得过于漫长。所以，凭借主流无线供应商的影响力和5G方案领先的技术垄断优势，驱动国内运营商尽快实现5G NSA规模部署，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为运营商业务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能够全力配合华为运营商业务达成目标的还有其亲兄弟消费者业务。这也是推进中国5G商用进程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支持SA组网的5G终端能否尽快供应的问题。
在今年2月份的MWC2019通信展上，华为推出了自研的5G芯片Balong 5000，这是全球最早支持SA和NSA组网方式的多模终端芯片，基于Balong 5000芯片，华为同步推出了全球首款可以同时支持SA和NSA组网的折叠屏手机MATE X。
由于高通要等到2019年3季度才能提供支持SA组网的多模芯片骁龙X55，中兴、小米、vivo、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在现阶段只能基于高通的单模芯片骁龙X50推出仅支持NSA的手机，所以有能力提供支持SA组网的5G手机厂商目前只有华为一家。
虽然业界有很多声音呼吁华为对外开放其芯片，包括通信业的资深专家李进良教授也撰文苦口婆心地劝导华为要“从全国一盘棋考虑，希望华为向国内有条件的终端厂商供应支持SA的5G手机芯片，这样一批高端5G手机才有可能上市派上用场”，但对于迫切需要国内市场尽快规模部署NSA来解困运营商业务的华为而言，这分明是与虎谋皮。
由此，在SA芯片上暂时取得技术垄断地位的华为已基本上把SA商用的时间节奏把控在自己手里。一方面，在高通X55芯片供货之前，三大运营商即便要做SA网络测试，也只能找到华为才有手机可用；另一方面，华为的副董事长胡厚崑在公开场合强调华为“没有意愿和计划现阶段把芯片变成一个独立业务”，言下之意华为的SA芯片还是会坚持自产自用。
卡住了SA芯片和终端源头供应的华为，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内市场急推NSA规模部署的策略，还同时得到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等多方因素的有力配合。因为美国政府的公开打压，华为在国内受到各阶层的一致支持，占尽本土市场的地利；同时通信业内用5G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呼声日益响亮，这也为华为提供了天时；再加上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把5G创新视为地方名片，作为5G龙头企业的华为提倡加快5G网络建设，与急于抢占5G红利要求本地大干快上5G的地方政府不谋而合，在人和上受到广泛支持。
因此，虽然外人无从了解华为具体的运作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华为的5G策略调整在国内市场大获成功，中国移动的5G规划率先转向了首先规模部署NSA，并且还要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抢跑。
以中国移动在业界的影响力，全球最大运营商2019年抢跑NSA规模部署，意味着国内5G产业链的风向标要尽快转向NSA，因为海外5G产业链已然在NSA上形成了先发储备，被动可想而知。同时，本来受到国内运营商驱动被要求尽快拿出SA芯片的高通也可以长出一口气，靠着NSA芯片X50量产可以在中国市场尽快变现的红利，暂时放松一下了。
但同时被放松了的，可能还有中国5G要尽快在SA网络建设和业务商用上拔得头筹的雄心，并拖慢中国5G以 SA驱动垂直行业应用市场，拉动车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尽快升级换代的商用规划。
基于中国移动宣布转向NSA规模部署的既定事实，通信业资深专家李进良教授在其发表的《韩国挑战5G商用第一的启示》一文中给出了中国5G网络部署路径选择的妥协性建议：“为响应国家5G发展战略，尽早实现5G商用向国庆七十周年献礼，应选择NSA标准局部小规模先行建设；为实现真正的5G，催生巨大的商业蓝海，SA标准又刻不容缓；权衡利弊得失，建议我国应明确独立组网作为目标，2019年启动在局部地区小规模NSA部署，同时加速推进SA端到端产业成熟，实现SA为基础的目标网”。
然而，在华为5G浩大的宣传攻势和客户驱动能力的影响下，李教授建议仅“局部地区小规模NSA部署”的铮铮谏言又显得那么微弱和无力。
今年两会期间，上海移动总经理陈力建言推进5G在上海先试先用，表示上海移动9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不少于5000个5G基站建设，按照《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底上海规模部署1万个5G基站的目标，今年9月底前建成的5G基站数量已完成过半目标，但受制于SA的时间表，这5000基站只能采用NSA架构，一旦建成还何谈“实现SA为基础的目标网”？
对于运营商而言，从NSA过渡并最终演进到SA目标网络，意味着要对原有网络进行至少3次复杂的改造升级直至NSA终端完全退网才可实现，而每一次改造升级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成本投入和更复杂的网络风险；而且随着SA产业链的日渐成熟，为尽快实现5G网络对uRLLC和mMTC等产业应用的支持，理论上NSA过渡期应当被压缩得越短越好，但这也意味着运营商前期投入的NSA建设成本将很快成为投资浪费。
因此，从保护投资的角度出发，前期NSA部署的规模越大，后期运营商推动SA演进的积极性就会越低。由于NSA制式的5G终端不能在SA架构的5G网络上使用，NSA规模试商用后发展的5G手机用户越多，NSA架构在网时间就会被拖得越长，运营商需要运营和维护的5G网络就越复杂，后期投入也会越高。在运营商固定资本支出的有限范围内，每多投一块钱到NSA上，就意味着在SA上的投入就要少一块钱。
但对于华为而言，这是另一个故事。国内运营商在2019年加快NSA的规模部署，不仅有益于华为消减其海外库存加快5G变现的短期利益，而且运营商在网络改造、演进和维护上的多级投入对于华为的业务增长而言也将形成中长期保障。
除此之外，国内运营商加快NSA的规模部署，也有利于华为在5G市场份额上实现更大的追求。
首先是消除了市场新进入者的威胁。由于5G NSA建网需要锚定原有4G无线网络，则维持原有4G供应商格局成为必然，作为在国内4G市场上占有最大市场份额的华为当然受益，然而对于在国资委主导下刚刚完成央企合并的中国信科来说却是致命一击。
中国信科合并的初衷就是借助烽火的产业能力和大唐的研发实力谋求在5G市场上扭转当年4G颗粒无收的窘迫境地，政策导向和业界共识推动下的SA架构要求独立于4G新建一张5G网络，这本来可以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在华为驱动下三大运营商齐刷刷转向NSA的规模部署，意味着中国信科刚踏上5G竞争的舞台还没来得及完成亮相的动作，脚下的舞台就已经坍塌了。中国信科如此，就更不用说一直蠢蠢欲动希望借助5G进入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三星电子了，其希望的萌芽被华为的NSA策略直接扼杀在萌芽之中。
其次是扩大对现有市场竞争对手的优势。华为在国内4G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中兴通讯，因遭受美国商务部制裁在2018年历经业务停摆和高层大换血的磨难，目前的工作重心还在对内自身磨合和对外恢复客户信心的阶段，SA产业链的不成熟原本为其蓄养5G实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华为驱动运营商在2019年加快NSA规模部署则打了中兴通讯一个措手不及，在客户应对上已然吃亏。
对于在中国市场上的两家外国厂商而言，由于韩国和美国这两大市场已经抢跑5G NSA商用并开始发展用户，在这两大市场占据主导供应商地位的爱立信和诺基亚面临着巨大的客户合同压力来加快5G网络的供货和建设，因此全球供应体系的重心必然会有所倾斜。
所以在成功驱动三大运营商在国内加快NSA规模部署后，华为为海外市场准备的5G NSA存货一举在国内成为了供应充足的优势，势必将在5G先发的重点城市和重点区域上抢到先机，帮助其在国内5G市场竞争中取得一枝独秀的优势地位。估计这也是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在2019全球分析师大会上信心满满地声称华为运营商业务有望在2019年获得两位数增长的原因所在吧。
华为在当前国内5G市场上一枝独秀优势地位的取得，凭借主流无线供应商的影响力、5G产品和芯片的技术垄断地位驱动运营商改变其既定5G架构选向而来，造成的后果则可能是作为真5G的SA在中国市场商用的延缓和垂直行业与5G新兴业务创新发展的迟到。这种以一企私利绑架了中国整个5G商用进程的“一枝独秀”，不仅带不来5G产业万紫千红的春天，反而却吹来了华为5G独霸天下的“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萧瑟寒意。
在3GPP的5G标准中，SA是采用崭新设计思路的全新架构，在引入全新网元与接口的同时，还将大规模采用网络虚拟化、软件定义网络等新技术，再与全新的5G NR空口技术结合，其协议开发、网络规划部署及互通互操作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将超越3G和4G系统，达到历史新高。
但唯有克服这样的技术挑战，SA架构的5G网络才能够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目前4G网络无法支持的mMTC和uRLLC等全新业务场景，以实现5G通信技术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促进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成熟的产业价值。
正如前文所说到的， 5G的全球竞争将是时间周期长、产业范围广的深度竞争，而不是一蹴而就在一时一地就能见输赢的比赛。面对SA架构技术难度和产业链不成熟的挑战，承担着以网络先行带动产业发展历史重任的中国通信运营商更应该发挥引领作用，不计一时得失，不为外界因素干扰，保持5G赋能垂直行业应有的定力，朝着率先部署SA架构网络的方向勇敢前行，并为5G新业务探索出可行的商业模式。
也正如业界所呼吁的，“唯有敢于坚持SA方向，勇于探索真5G业务模式的通信运营商，才能在中国5G商用的进程中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在中国5G商用的进程中提升和发挥其产业影响力，从而最终成为5G及后续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产业领袖！”。
因此，建议工信部作为通信行业的主管机关，以推进我国5G商用进程为目标，结合5G牌照发放，对运营商的5G网络部署的技术路径选择给出严格的指导意见：
第一，对于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必须挑起5G SA全球首发的重担，因此应当限制其在现阶段做NSA的规模部署，而将精力专注于推进SA产业链的成熟培育和垂直行业应用的催化创新，以打造我国在5G通信技术和5G产业上的引领地位；
第二，对于运营商混合改革试点的中国联通，考虑其资金状况和4G用户市场落后的现状，可以同意其在5G网络建设上先行先试NSA部署向国庆70周年献礼，并进一步通过eMBB业务场景的5G先发优势达到扶持弱势运营商，促进我国通信运营市场长期平衡健康发展。
中国的5G商用和产业发展，需要整个通信行业保持定力，更需要通信运营商更多的担当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