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稿件中指出，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

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作为我国拉动内需、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基建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词汇。

由于此次疫情暴露出不少城市及基层公共卫生方面的短板，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公卫医疗会在疫情过后会成为基建的重要一环。

数据显示，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家增长到2018年的33009家，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相差近70倍。而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这一方面说明了这块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广阔，潜力很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稿件中指出，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

“医学界智库”结合近日各省市发布的文件政策，梳理发现了疫情后医院基建大潮的5大变化，它们将影响中国整个医疗格局。

医院加强防疫物资储备，“小汤山”成多省标配

疫情期间，医疗基建的大趋势已经初见端倪。湖南、山东、河南、福建、广东、江苏、广西、黑龙江、山西、贵州、天津等多地，修建了自己的“小汤山”医院。

1月31日，黑龙江省卫健委介绍黑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时表示，“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心态写照。

除此之外，多位三甲医院院长对“医学界”表示，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不足严重制约医院抗疫能力，三五日物资就可能被耗尽的现实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宝剑，让他们战战兢兢。即使后来医院通过募捐、企业采购解决度过了难关，但呼吁平时储备战时抗疫医疗物资，以应对不时之需成为业内共识。

疾控中心C位出道，地位全面提升

中国CDC（疾控中心）虽然和美国CDC同名，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作为卫生部下属的“全额事业单位”，中国CDC脱胎于预防医学科学院，底子里是个研究机构，缺人、缺钱、缺权的现象长期存在。

钟南山院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此次疫情蔓延，是因为“我国CDC地位太低，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也正因此，提升从地方到中央的疾控中心地位、权利比重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呼吁。

3月1日，安徽省发改委表示，将谋划推进一批应急医疗救治设施、传染病防治、疾控体系和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

4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云南省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迁建省疾控中心、省地方病防治所、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建设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5个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实验室、生物资源管理中心及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交流中心，建立云南巴斯德传染病研究联合实验室，成立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同时，景洪市、芒市、泸水市、福贡县、贡山县疾控中心分别建设1个负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2个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其他104个县、市、区疾控中心分别建设2个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县域医院医疗功能进一步拓展，医卫联动加强

当前，我国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人口聚集于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由于距离较远，中国广阔的县域医疗服务需求正成为三级医院之外最大的医疗服务市场板块。

有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县级医院1.54万家，占全国医院总床位数的41%，是唯一能从整体上与三级医院并列的板块。我国新医改一直把建设“医疗联合体”作为“三医联动”的重中之重，从早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到今天的紧密型医联体都可以看出这点。这次疫情中网格化管理的现实需求有望进一步拓展“医疗”之外的公卫板块，使县域医共体的医卫联动得到进一步加强。

就扩建传染病院区、医院这一项公开投入数字来看，几乎都以“亿”为计算单位，足见各省对传染病防控等公卫体系建设的决心和力度。

截至3月14日，河南开封杞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驻马店市泌阳县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等15所医院项目先后获批、签约，总投资超过53亿元。

4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新建云南省第二传染病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传染病诊疗中心，改扩建省、州、县传染病医院，预计投入合计超过54亿元，距离州、市主城区较远的98个县、市、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2-4间负压病房和2-4间重症监护病房。

一二线城市的三级医院建设迎来新拐点

在新医改强基层的大方向面前，几乎医疗资源都向基层倾斜，控制三甲医院发展规模，避免虹吸效应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主张让三级医院发展纷纷戴上了紧箍咒。但此次疫情中，有多省市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开始筹备新三级医院，三级医院建设发展或将迎来新拐点。

1月19日，广东深圳宣布今年计划再新增三甲医院2家以上、新增床位8000张，并争取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医疗机构使用已在香港注册上市的药物和医疗仪器。

3月3日，据河南省发改委消息，河南省肿瘤医院分院一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该省发改委批复，一期项目总投资估算80697万元。

3月9日，江苏苏州提出，将在“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一批医院。其中，三级医院增长50%，三甲医院新增10家。

筹建互联网医院成为医院达标项

除了建设医院、扩建院区的传统基建，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也成为一种趋势。在疫情之前，互联网医院更多地是以公立医院的加分项的形式存在。疫情之后，互联网医院筹建一下子成了达标项，地位跃升明显。

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等新兴事物，在疫情期间凭借“不见面” “专家多方会诊”等不可替代的优势得以蓬勃发展，建设互联网医院成为不少传统公立医院今年下半年的重要目标。

一名互联网医院负责人告诉“医学界”：“以前一些地方政府比较审慎，对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不太着急。但这次疫情还没结束，上海、湖北等都纷纷出台了鼓励互联网医院的政策。我相信整个2020年是国家的互联网医院大踏步发展的一年。”